巴楚文化，顾名思义，显然不是一元的，而且不在线性的常规中演讲。即使只求定性，三言两语也断然无济于事，而非做多层面、全方位的解析不可。

　　（一）我们所讲的巴楚文化，既有考古学文化——主要是秦汉以前的，也有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——主要是魏晋以后的。总而言之，它是从古到今存在于巴楚交错地段的人类学文化，泛称人类学，当然是把体质人类学、考古人类学、语言类学和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囊括无遗 。

　　（二）就考古学文化来说，巴文化是巴文化，楚文化是楚文化，彼此的内涵和外延都不相同，无疑是两种文化。而且，巴文化是蛮夷文化的一支，楚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支，彼此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。在考古学范畴内，对巴楚文化可以理解为在某个时空框架中既有巴文化、也有楚文化。无论巴文化和楚文化，都不能上溯到新石器时代，更不应上溯到旧石器时代。

　　无论城背溪类型文化、大溪文化、屈家岭文化、石家河文化和窨井沟类型文化，都不是巴文化的前身或楚文化的前身。

　　从语言系属上看，巴人是藏缅语族先民的一支或数支。他们来自汉水上游至黄河上游，辗转流徒，迁至长江上游的东部和长江中游的西部。清江流域只是廪君蛮的发祥地，不是包括廪君蛮在内的巴人的发源地。至于楚人，则有芊姓与杂姓之别，前者是来自中原的祝融遗裔，后者是长江中游土著三苗的后人。

　　清江流域有早期巴文化遗存，但早期巴文化遗存不限于清江流域。正像沮漳河流域有早期楚文化遗存，但早期楚 文化遗存并不限于沮漳河流域。

　　（三）巴民族与楚民族的交往，以及巴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流，历史悠久，影响深远。因此，无论民族和文化，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。

　　最迟从楚君熊渠在位时起，巴与楚就有文化交流关系了。
　　最迟从楚武王在位时起，巴与楚就有通使行聘关系了。
　　最迟从楚共王在位时起，巴公族就与楚公族通婚了。

　　巴地有楚国的移民和戌兵，移民如夔国的公族，戌兵即驻守巴郡（巫郡）的楚军战士。楚地则有巴人与楚人错居杂处，江陵陀江寺曾发现东周时期的巴人聚落，荆门车桥曾发现与楚墓同地的巴墓。

　　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，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。

　　可以断言，巴文化与楚文化的关系不是板块结构，而且不是双鱼形太极图结构。它们交错、交缠、互渗、互补，难解难分。

　　（四）巴文化和楚文化都是多源的文化，本来就赋有融合遗传的优势。彼此交流，容易产生非此非彼、亦此亦彼的文化事象，融合遗传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。

　　楚式的虎纹，在离巴人近的地方已见惯不怪了。在离巴人远的地方则殊为罕见，无疑脱胎于巴式的虎纹。巴式的钟和钲，无疑取法于楚式的钟和钲，只是年代较晚、工艺较粗、形制产简罢了。

　　巴人以干栏为居室，今称“吊脚楼”。芊姓楚人来自中原，起初与干栏无缘。后来发展了“层台累榭”，想必是仿照干栏营造 的，但有踵事增华之妙。巴人的干栏大概是向越人学来的，但有出于蓝而青于蓝之妙。巴人遗裔的“吊脚楼”，在鄂西南、湘西北、川东南、黔东北都有，而以鄂西南的最为出众，缘由应是其地离故楚郢都最近，或多或少都带有层台累榭的遗风。建筑方面，巴与楚的影响是双向的。

　　荆门车桥出土的铜戚铸有奇异的神像，殊难索解。巴地有形制相似的铜戚出土，然而上面没有类似的神像。由此，对于车桥铜戚的神像究竟是源于巴人的信仰还是源于楚人的信仰，抑或源于巴人与楚人共有的信仰，至今还不能论定。

　　战国时代，郢都有流行歌曲《下里》和《巴人》。学者大抵认为《下里》是楚歌，《巴人》是巴歌。然而，楚歌与巴歌流行在同时、同地，彼此难免相互影响，即楚歌有巴风，而巴歌有楚风，这也是至今还不能论定的。

　　有些文化事象，巴人的与楚人的相似，早晚难分，源流难辨。例如，巴人传说有盐水（清江）神女，楚人传说有巫山神女，彼此不乏相似之处，某些方面颇有扑朔迷离之状，究竟是巴人传播给楚人的还是楚人传播给巴人，抑或纯属巧合，也因线索不清、证据不足而至今仍是悬案。

　　无论在巴文化和楚文化 中，用人类学的术语来说，都有cross culture即杂交型文化或混融型文化的成分，其遗传优势即由此而来。

　　（五）作为历史性文化兼地域性文化，巴楚文化从来是巴楚二元复合的文化实体。复合，始则耦合，继而融合。

　　竹枝词就是巴楚文化融合遗传的产物，有雅俗共赏的优势。

　　近代和现代鄂西南的民间歌舞也是巴楚文化融合遗传的产物，有古朴与奇巧兼备的优势。

　　（六）“巴楚文化”这个术语，不仅涵盖了历史和现实，而且显示出兼容并包的恢宏气度和开放精神。
　　“中国的地形，从西到东，从高到低，大致可分为三级阶梯。长江上游与长江中游的交接地区，位于第二阶梯中段的东缘和第三阶梯中段的西缘。这里是连山叠岭的险峡急流，地僻民贫，易守难攻，历史的节拍比东面的大平原和西面的大盆地舒缓得多。若在深山最深处，此中人乃如桃花源中人，说文化文化精品，为中华文化史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。”

　　说到这里，或许有人会询问巴楚文化的成因，若据谭维四先生的看法，其“主要成因”有如下几点：
“1、民族融合的结果；2、文化交流的结晶；3、国家征战与结盟促成；4、自然地理条件与生态环境使然。”可谓一语中的。但若从民俗文化的角度看来，似还可续貂二条：一是秦汉以降的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湘鄂川黔地区巴人后裔所采取的“羁縻”政策；二是在此封闭环境中巴人后裔——土家族民众承续了巴楚文化。使得源远流长的巴楚文化得以不曾中断、消失而成为一种历史文化。当然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活的巴楚文化主要存在于土家族（及其与故楚这地接壤地区的）民俗文化之中。

　　总之，巴楚文化是一种地域性的历史文化，它主要分布于川、陕、鄂、湘、黔五省交界区域，以长江三峡为其活动中心。按《光明日报》上《三峡宜昌地带的巴楚文化》一文分析，巴楚文化主要有以下特征：一是地域内的重合交叉，二是内核中的深层融合，三是民族间的联姻通婚，四是习俗上的涵化混同。

　　愚意以为：巴楚文化研究应该“立足一城（宜昌），挟带二水（沮漳河、清江——分别为楚、巴文化的发祥、勃兴之地），依托三峡，辐射四方”。宜昌既是巴、楚文化的交汇之地，又处在古文化沉积带与长江经济开发带的交叉点，縻带巴楚文化腹地。经济发达，交通便利，人才汇聚，研究巴楚文化占尽“天时、地利、人和”，便何况我们在巴楚文化资源的开发方面已进行了有益的尝试：根据土家族婚俗编创的《土里巴人》舞蹈剧，已获文化部“文华大奖”和是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；以仿制出土的巴楚音乐文物为主体的“巴楚乐宫”，每年接待游客数十万人；长阳土家民俗歌舞饮誉海外；《三峡民间文学集粹〈歌谣、故事、谚语〉》好评如潮……

　　以上种种有利的本土条件，加上湘、鄂、川三省专家、学者的支持和指教，使得我们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巴楚文化立项，进行学术研究并结集成书的夙愿。在此，谨向支持、帮助过我们的专家、学者表示诚挚的谢意。

　　万事开头难，尤其是学术上的第一步迈出更难。因为是第一步，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、教训以资借鉴，便决不能因此而裹足不前。路是人走出来的，至于行进的质量如何就只有“旁观者清”了。得到社会的肯定自然令人高然是枯萎或干涸。

　　又在文化沉积带的腰部，又在经济开发带的腰部，宜昌面临着独特的挑战和机遇。挑战也罢，机遇也罢，都是幸运。

　　那些尚有遗踪可寻的文化事象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，一要抢救，二要利用。抢救是从调查经整理得到研究的一项系统工程，从中可以培养出宜昌自己的一批学术名家来。利用是在抢救的基础上开发，这就不能像抢救那样一切都讲求原汁原味了，而是又要继承、又要创造，以求化腐朽为神奇，制作出宜昌自己的一批文化精品来。

　　宜昌的经验表明文化沉积带与经济开发带相得益彰，一台《土里巴人》就是令人信服的证据。《土里巴人》，其文化价值远在其经济效益之上。对宜昌同志来说，《土里巴人》或许只是“小荷才露尖尖角”，更多的文化精品将接踵而来。